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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傍晚,私第,用过晚膳的徐文远,就着烛光看报纸,报纸属于(晚报),一般都是在下午出版,然后赶在宵禁开始前销售,或者送到订阅报纸的顾客手中。

    有了晚报,读者们正好可以打发漫漫长夜。

    因为烛光比不上日光那么亮,加上报纸字体较小,所以有些老眼昏花的徐文远在晚上看报纸时,需要借助放大镜,才能看清报纸上的字。

    他看报纸,不仅仅是打发时间、了解各地的奇闻异事,还要看看有没有谁发表文章,反驳他之前发表的《民律出,忠孝亡》这篇文章。

    前几日,有一篇《忠孝新解》的文章发表在早报上,徐文远看过之后,很快撰文投稿到报社发表,进行反驳。

    算算时间,他觉得“对方”也该有动静了。

    果不其然,徐文远在报纸的第三版看到了一篇文章,这文章就是他等候多时的“反击”。

    文章名为《家国同构之新解》,很显然,这篇文章就是要针对徐文远先前的观点“家国同构,忠孝一体”进行反驳。

    这篇文章要真是把徐文远的观点驳倒了,那就意味着《民律出,忠孝亡》这篇文章失去了威力。

    所以徐文远很期盼,想看看这篇文章有什么歪理邪说,能够挑战绝对正确的“家国同构”。

    文章作者,在开篇首先提到了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一首诗《北山》,当然,限于篇幅并未将《北山》的全文列出来。

    徐文远也觉得没必要列,因为只要是认真学过《诗经》的读书人,就该对《诗经》中的作品熟悉。

    《北山》这首诗,是作者对于王事繁杂但劳役不均表示不满,其中有一段: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大夫不均,我从事独贤。

    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,这段话可以说广为人知。

    现在,文章作者就对这段话进行分析,说就字面意思而言,这段话是指:普天之下,皆是王土,四海之内,皆是王臣。

    但是,再加上“大夫不均,我从事独贤”,结合全文来看,是另外一个意思。

    认真学过《诗经》的人,都应该明白。

    现存于世的《诗经》,其版本源自前汉,前汉时,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合作,辑、注古文《诗》(诗经),为当时传世《诗经》的四个版本之一。

    这一版本的《诗经》,别称《毛诗》,后来渐渐取代另外三家的《诗经》,成为公认的《诗经》正本。

    又有学者为《诗经》做序(题解),分为大序、小序,大序别称《毛诗序》,如今的学子学《诗经》(《毛诗》),基本上都要接触《毛诗序》。

    《毛诗序》注曰:“《北山》,大夫刺幽王也,役使不均,已劳于从事,而不得养其父母焉。”

    对于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,《毛诗序》注曰:

    “此言王之土地广矣,王之臣又众矣,何求而不得?何使而不行?……王不均,大夫之使而专以我有贤才之故,独使我从事于役,自苦之辞。”

    所以,《毛诗序》对于《北山》的解释是:此诗为作者针砭周幽王治国弊端的作品,是作者告诫执政者,要注意做事公正。

    治国不能没有劳役,但是国土广博,官员众多(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),国君不能偏劳少部分人。

    不能让少数人为了王事累得四处奔波,却有一些人不用办王事而在家享受清闲。

    徐文远看到这里,大概能猜出作者想说什么,他将放大镜放在书案上,慢慢喝了一杯茶提神,随后捏了捏鼻梁,再拿起放大镜,继续看报纸。

    文章作者对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的原义进行重申之后,点出时局:

    皇朝国土广博,幅员之大前所未有;皇朝臣民众多,口数逾五千万,已近两汉人口之巅峰。

    应了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之言。

    又有满载大量货物、人员也能日行千里的火轮船、火车,有能够将消息瞬间传递到万里之外的电报,还有力大无穷的蒸汽机械。

    以及所向披靡、四海之内无一合之敌的军队。

    然后作者发问:这些机械,是千年前周幽王时所没有的,王事(天子差遣的公事)多了许多,朝廷该如何公平分配?

    士农工商,四民有业,学以居位曰士,辟土殖谷曰农,作巧成器曰工,通财鬻货曰商。以前,王事由四民各自分工即可。

    但是现在,电报谁来收发?

    火车、火轮船、各种蒸汽机械,由谁来操作、制造、维护、管理?

    修建铁路、疏通航道,需要用到大量的工程机械,需要用到猛炸药、烈炸药,这些设备和炸药,又由谁来生产?

    是“工”么?

    不是,因为这些新事物,光靠传统的工匠已经不可能操作、生产、制作,其涉及的知识之多,多到需要开设专门的学校进行教育,毕业的学员才能胜任。

    那么,这些人是学以居位的“士”,还是作巧成器的“工”?

    作者又举例:一台电报机,零配件有数十甚至上百个;一台蒸汽机,其零配件有数百个;一艘火轮船、一辆火车,其零配件有成千上万个。

    各种新式机械,其所需的零配件要求之高、数量之多,根本就不是少数工匠靠着手工制作就能制作出来的。

    生产这些零配件,要靠高精度的机床,只有机床才能大批量生产符合精度要求的各类产品。

    文章作者引用有司公布的数字,对一个火车工场维持正常生产能力所需要的人数进行归纳,其中包括配套的各种工场、作坊及运输行业需要的雇员。

    大概的数字,是五十万人,因为整个火车制造行业涉及到众多机械加工、冶金、润滑油、化工行业,所以涉及人员很多,还不包括煤、铁矿业的从业人员。

    这只是火车制造,铁路的修建,需要专门的施工队伍,需要机加工厂生产铁轨、道钉,需要架设电报线路,需要伐木场提供大量的木材。

    需要采石场提供大量碎石,需要化工企业提供大量防腐剂来处理铺设铁轨所需枕木。

    由此,又牵扯到大量原材料供应行业。

    若以铁路运输整体而言,还涉及沿线站点管理、护路养路,总体而言,涉及的雇工,超过一百万人。

    这是陆地运输,加上火轮船的水路运输,又要更多人。

    因为车、船都是用蒸汽锅炉做动力,都要烧煤,都需要机加工工场,所以铁路运输和火轮船运输业的从业人员多有重合,按照有司的初步结果,新兴的蒸汽动力交通运输业(水、陆),累计需要二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。

    这些人,从事的行业不同,既有分工生产,也有合作生产,一环扣一环,缺一不可。

    徐文远放下放大镜,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些许汗珠。

    文章作者的辩论思路和他之前想的不一样,对方不是引经据典,而是用数字来“恐吓”读者(他)。

    “两百万人”这个数字,真的很“惊悚”。

    两百万人,若大家都为了做孝子回家奉养双亲,朝廷去哪里找人来填补这个巨大的人数空缺?

    作者的反问,徐文远一时间答不上来,他知道正如“家国同构”的观点不容挑战一样,朝廷是不可能废除火车、火轮船、蒸汽机械的。

    而文章作者直接用了一个名词“工业化大生产”,来阐述如今的王事起了巨大变化。

    朝廷(天子)为了实现相对公平的分工,势必要进行一系列的“变法”,才能有效维持“工业化大生产”,标准倒也简单,那就是量才而用,能者多劳,多劳多得,奖惩分明。

    天子之民,若是家中独子,就该回家孝顺双亲。

    若有兄弟,那么兄弟之间相互分工,一人孝顺双亲,其他人外出务工,为王事四处奔走,用劳动所得的一部分供父母开销。

    这样的分工、合作,难道不是两全其美之策?

    一千多年前的姬周时期,王事和农桑密切相关,但现在,王事之中除了农桑,还有工商。

    农桑需要合作,所以需要家庭成员聚居,一起开荒、种地,一起开挖沟渠、水井以灌溉农田。

    但工商不同,虽然也需要合作,但更强调分工,不需要大家聚在一起,譬如有了蒸汽抽水机,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浇地,这些人,可以去做别的事情。

    文章作者认为:家国一体,王事等于国事,但国事的构成变了,工商所占的比例大幅增加,百姓们要为工商而忙碌。

    家国同构,国的结构没变,依旧是君君臣臣,家的结构也没变,依旧是父父子子,但是,既然国事的构成变了,强调分工及合作,那么家事的构成随之而变,强调分工及合作,不是理所当然的么?

    这种时候,还强调家庭要“同居共财”(合作),拒绝“别籍异财”(分工),那就是不利王事,形如刻舟求剑。

    看到这里,徐文远放下放大镜,呆坐半响,再拿起报纸继续看下去。

    他认为没人可以挑战“家国同构”的观点,而现在,挑战者确实没有挑战这一观点,反倒是运用这个观点,对细节给予“新解”。

    然后反推过来,论述国事变化,家事也得跟着变化。

    作者在文中对农桑和工商的生活状态做了区分,进而阐述“同居共财”和“别籍异财”的特点。

    同居共财就是大家族聚居,子孙们一起生活、务农,一起照顾祖父母、父母,族人之间相互协助,一起对抗天灾,这就是农桑时代的日常生活特点,总体而言强调合作。

    但是,如今工商大兴,粮价、布价持续走低,靠种地的收入,已经无法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支,所以需要别籍异财,家族成员相互分工,适当合作,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。

    长子(或嫡长子)、长孙(或嫡长孙),留在家乡,守着土地、祠堂,守着祖父母、父母生活,尽孝。

    其他成员,可以在家务农,也可以外出务工,乘着工商业大兴的东风,在别处安家落户,靠着务工所得,一样能过上不错的日子。

    再把一部分工钱汇回家乡,让父母过上好日子,吃得饱,穿得暖,这也是孝顺。

    有了子女,可以送回家乡让父母帮忙照顾,既让父母含饴弄孙,又解了自己后顾之忧,情亲不断。

    如今邮政发达,又有电报,亲人之间的联系方便许多,即便分居各地,也能相互照应。

    朝廷挖运河、修铁路、开山辟石修官道,又清剿贼寇,保境安民,水陆交通越来越便利,越来越安全(相对),外出务工、定居的家庭成员,逢年过节依旧可以很方便的回到家乡。

    家人团聚共叙亲情,族人们一起祭拜祖先,洒扫祖坟,祠堂香火不断。

    家庭成员们即分工,又有合作,虽然别籍异财,但亲情依旧,怎么能说家庭就此瓦解了?

    文章作者认为即便时局大变,但家庭依旧在,孝悌未曾变,兄弟、族人间若关系好,分居各地一样会相互帮忙,若关系不好,即便住在一起,除了终日横眉冷对,又能好到哪里去?

    家事如此,国事亦如此,文武百官为天子牧守四方,若是忠心耿耿,即便身处边疆也会忠于王事,若为鹰视狼顾之徒,身处京师、天子脚下,也会兴风作浪。

    作者举例,三十多年前,大象二年,贵为国戚的杨逆身处京师却谋朝篡位,同为国戚、出镇在外的蜀王(蜀国公)却能力挽狂澜。

    这个例子不正好说明,聚居还是分居,并不是区分忠孝与否的唯一标准?

    家国同构,国尚且因为住在一起的亲人不孝(不忠)导致差点倾覆,家,难道就能避免么?

    徐文远看完整篇文章,外面已是夜色深沉,他看看烧得只剩小半截的蜡烛,又看看手中的报纸,良久,长叹一声:“果然是新解...”

    对方的反击,依旧重申家国同构,也没有对忠孝一体进行辩论,只是让读者们认清楚一个事实:蒸汽机、火轮船、火车、电报出现,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朝廷不可能放弃以蒸汽为动力的交通运输,以及放弃各类新式机械,所以,需要大量的人离开土地、离开家乡,涌入大都会、城池、商埠,从事各类工商业活动。

    这样的事实和发展趋势,决定了一味强调同居共财已经不合时宜。

    想要维护同居共财、反对别籍异财的人们,要么解决至少两百多万人的就业问题,维持日行千里的交通运输能力,维持瞬息万里的消息传递能力,要么..

    接受现实。

    因为交通便利,邮政、电报发达,大家庭由同居变成别籍,不代表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就此消亡,孝悌依旧在,家庭成员之间,之前关系好的依旧关系好,之前关系疏远的依旧关系疏远。

    所以,“民律出,忠孝亡”的说法,是自己吓自己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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